当前，创新政策等一系列科技政策研究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共同关注的动力推动下，传统观念上本应各自为政的政策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地进行着交流与合作

　　一些人包括记者本人在内，一想到政策研究，往往认为政策研究者充当的是谋士的角色，“各为其主”是他们的工作特点，理应“各人自扫门前雪”。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为例，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颠覆了这种错误观念。

　　2007年5月，政策所专门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力图从政治、经济、科技等多视角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重大国际问题，正式将“他人瓦上霜”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政策所所长穆荣平，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国际政策研究的“合纵连横”。

　　在穆荣平看来，我国的政策研究工作经历了从以改革政策为主向以发展政策为主的转变。在科技体制改革之初应运而生的政策所，开展国际交流的动机，穆荣平用华罗庚先生的一句话来描述：“弄斧必到班门。”他说，这是一个学习阶段，一方面我们要把成果拿到国际上，用国际水平来检验，否则所谓“一流”的目标和口号就失去了更先进的比较对象，也就失去了一流的意义；另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发展局面要求我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用国外的成功经验服务于本国的发展需要。

　　然而，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发展取代了改革，成为政策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政策取代了改革政策，成为当前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国外政策研究者问穆荣平：“你们老说转型，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转？”穆荣平当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在采访中他对记者说：“当时我们是往市场经济方向转，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现在，客观上需要我们把握自己发展的方向。”

　　穆荣平5年前思考政策研究的重大转变时，就感觉到中国政策研究重点正在“从改革政策向发展政策”转变。他说，改革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时期的主旋律，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和科技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今天，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过去30年的发展历史，正是中国发展策略从“改革开放”向“科学发展”转变的历史。

　　在发展的目标背景下，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发展，意味着自我发展意识的增长”，单单“跟在别人后面跑”，借鉴和学习，是不能满足自我发展需要的。发展阶段对于政策研究来说更加艰巨，认识自我，开创一条自己的道路，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它对政策研究者提出了“开拓视野”、“未雨绸缪”的要求。

　　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新近启动了“空间政策”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以前无人过问的领域，处于目前各政策研究机构关注的“盲区”。穆荣平说，太空权益及有关潜在的冲突问题与对策对于争取中国未来发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既有技术内涵又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研究显然超出了目前主要思想库的知识储备。因此，他们决定发挥中科院研究所的科学技术知识储备优势，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的联合以及研究实践，带动人才和队伍建设，逐步形成有中国科学院特色的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为未来国家有关空间政策法律问题的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两年前，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ISI）所长参加了政策所20年所庆期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浏览了政策所研究项目清单后说：“我们两家关注的问题有75%是重合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合作。”

　　2007年9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技术创新政策与技术预见学术研讨会，11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新研究所(MIoIR)主办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与可持续性：与中国对话”学术研讨会等都清晰地表明，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与技术预见、技术标准、可持续发展等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突出“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研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2007年，政策所分别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新研究所和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至此，政策所与国际主要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机构都已经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国际合作交流进入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关注发达国家的政策演变对于评价我们自己政策上的得失有重要意义。英国新近发布的一份有关创新政策的报告《高端竞争》（The Race to the Top）指出，发达国家面对全球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制定和实施向高价值产品和服务转移的战略。穆荣平说，这份报告引起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目前我国的创新政策研究多面向制造业，这当然与基本国情有很大关系，但也说明我国服务业创新和更为全面的创新政策研究仍然存在重大缺失。

　　政策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外交功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已经引起主要发达国家的关注。2007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办“龙与象：理解中国和印度创新能力建设”论坛，邀请美、中、印三国科技政策专家和战略研究专家发表意见。政策所代表应邀就中国创新政策与创新能力建设问题作了大会报告，为增进美国和印度等国学者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创新政策的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功能互补。如，印度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政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有相互借鉴和功能互补作用。

　　二是民间外交。越南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改革的很多成功经验对于越南有借鉴意义，政策研究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增进中越两国在经济技术上的合作与交流。

　　三是全球定位。与韩国、日本的“联盟”更多的是通过“强强联手”来提升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国际地位。我国科技政策研究与韩日两国已经有10多年的合作交流历史，并且合作关系日益紧密。2006年1月，包括政策所在内的中国、日本、韩国（简称三国）的5个科技政策研究所（简称五方）在日本东京达成“东京宣言”，旨在加强三国五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东亚三国政策研究的水平和能力，增强三国在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领域的影响力。2007年2月，三国五方在旧金山200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成功举办了东亚地区国家创新战略研讨会，介绍三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的演变与趋势，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

　　在政策所的外宾接待室挂着“道不远人”的笔墨，穆荣平说，这是我们在国际合作中所持的态度：开放、平等、亲和、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