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四年搬到北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快二十年。听到一个上海女性选择定居北京，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啊？上海多好啊，我是北方人都想搬去上海。”又或者是北京本地人，都会非常委婉地给你找借口：“是不是嫁过来了？还住得惯吗？”等到再过几年，迎来的则是夸赞：“你一点都不像个上海人！不愧是在北京住了很多年的。”

　　我在北京的二十年中，经历了结婚生子和离婚，可以说，离婚之后还美滋滋一个人住在北京的我，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若不是对这个地方有强烈的爱，我早就搬回上海了。但我好像也不觉得自己就此变成了北京人，骨子里我是地道的浙江籍上海人，说话的口音和吃东西的倾向深深刻在了我的身体里，但这也不妨碍我在北京生活得很快乐。

　　别人都说，选择了北京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那真是很稀少。但我倒是觉得身边有不少喜欢北京的上海人，老的少的都有，最先认识的那一个，就是我的四奶奶了。

　　太爷爷一共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二，他的四弟，我就叫作四爷爷，四爷爷的太太自然就叫作四奶奶了。小时候第一次去北京游玩，爷爷奶奶带着我，就住在四爷爷家，那时我还在幼儿园，而爷爷奶奶则似乎有着大把的时间可以支配，掐指头算算，我们好像在四爷爷四奶奶家住了一整个夏天。

　　第一次见到四奶奶，是非常小的一只，她眉眼不好看，皮肤也有点松垂，脸上和胳膊上都有密密麻麻的雀斑，但不知为何就是有种骄傲的气质，且带点喜感。走进四爷爷位于北京复兴门的家，那是一个“大院”。初听到大院两字，我以为就是个一望无际像公园一样的大院子，其实不然。四爷爷家的“大院”在刚建好的复兴门桥边上，那条路好像叫南礼士路，是让我觉得京味十足的名字，走进院门是齐刷刷的好几栋高层建筑，坐着电梯到达四爷爷家。四爷爷和我爷爷一样，都是高高大大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老年知识分子模样，他满面笑容地把我们迎进一道又一道门，我这才看见四奶奶坐在一张高靠背的椅子上歪着头认真读一本书，她并不起来迎接我们，只是淡淡笑了笑又继续看书。我奶奶瞟了她一眼，对我低声说她读的是法文小说。怎奈六岁的我肯定也不知道法文小说在这整个场景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只是期待着四奶奶家里的伙食会好点罢了。

　　我终究是失望了，因为四奶奶并不做饭，倒不是她不愿意，而是完全不具备做饭的手艺。到了晚饭点，她就带着全家人下楼，到大院里吃食堂，这对我来说倒也新鲜。只记得因为天气炎热，那一盘子带点酸辣的拍黄瓜简直太好吃了，让年幼的我拍案叫绝。四奶奶一直是淡淡的优雅，她很节制地咧嘴笑了笑说：“好吃吧，北京的黄瓜就是比上海的好吃。”

　　然后我们就在四奶奶的带领下，吃了一个夏天的大院食堂，每天饱餐各种酸辣黄瓜、麻酱茄子、白煮豆角之类的菜色。但每天吃完了回到家，四奶奶也要展现一些待客之道，她会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罐，从里面挑出不多不少正好八块饼干，给我和爷爷奶奶一人两块，她和四爷爷一人一块，说是宵夜。充满黄油味道的饼干好好吃啊，只吃食堂的蔬菜意犹未尽的我又开始拍案叫绝了，但四奶奶不仅没有再给我添一块的意思，还严肃地纠正我：“这是曲奇，不是饼干。这是从我姐姐露茜那里拿来的。”

　　我从四奶奶这个地道的上海女子这里，感受到北京带给我的强烈气息：大气、板正、说一不二。过了几天，奶奶又带我去单独拜访了四奶奶露易的亲姐姐露茜，她也是位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上海女人。露茜奶奶比露易奶奶长得秀美，但姿态更浓烈，优雅得让我大气都不敢喘。她把同样的小饼干放在更高级的描着西洋画花草的碗碟上，也把饼干数目数得一清二楚。她纠正我忍不住说“饼干”的时候更震撼人心，因为直接用英文。

　　王家姐妹不约而同来到北京，这个选择并不是因为彼此可以在这里互相关照，而是两人都发自内心地爱住在北京。据说露茜奶奶年轻时学的是英文专业，曾经做过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而我的四奶奶露易并不是法文专业的，她从小学的是钢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没有长期出国留学过却也自学了法语，可以说得非常流利。刚毕业时她就向往北京，自愿支援首都建设，在去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我的四爷爷。当时他是同济的毕业生，身高体重相貌外语水平及家庭出身符合四奶奶的一切审美，两人到了北京后就把结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看到这个弟媳妇之后，我的爷爷奶奶则有那么一丝丝的失望。因为四奶奶并不像四爷爷激动描绘的那样，是个大美女，而且她真的是一丁点家务事都不会做，尤其不爱做饭。家里人偷偷议论着四爷爷婚后要吃苦，但婚姻这事，靠的就是滤镜吧，这两人明明就把日子过得很甜。高大英俊的四爷爷还没看到四奶奶钢琴独奏就已经对她有了粉红色的滤镜，而这滤镜一有就是一辈子。

　　婚后四爷爷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又成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四奶奶则在中央乐团担任钢琴首席。两夫妻成了家族中人人啧啧羡慕的神仙眷侣，是洋气的指标和美满的象征。只是一点，每到春节时的大型家族聚会，众人就会感慨一番，说为什么四哥夫妇爱在北京，老不回来。我每年听着一样的评论，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亲戚之间差不多的讨论对象：殳俏为什么在北京不肯回来？

　　北京有北京的好，坚决不买菜做饭的四奶奶也有她自己的乐趣。稍微和她熟了一点之后，我忽然意识到了爷爷奶奶此行的隐藏目的：让四奶奶指导我的钢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发现，我从四岁开始学琴，弹奏的口碑在不断更换的老师口中阴晴不定。有的老师说我是不肯努力的潜在天才，也有老师怒斥我生性自由散漫，学什么都不能行，更别说神圣的钢琴。现在我终于落到了最可怕的老师——四奶奶的手中，不知道她这张不爱笑的脸和严肃纠正我的劲儿，会编派出什么对我的判词来。

　　但没有想到，四奶奶看我弹了几支小奏鸣曲之后，只是淡淡地说：“挺好，挺好，弹琴是情趣为主。”

　　爷爷奶奶有点惊讶，作为专业人士的四奶奶竟然没有批评我，所以又追问了一句：“她真的可以继续弹下去吗？”

　　四奶奶的答案到今天看来，还是意味深长的：“可以，可以，她是懂情趣的，自己会找乐子。”

　　至此，虽然之后的每天，我都被迫在四奶奶家的钢琴上保持车尔尼、哈农的基础训练，但我稍稍宽了点心，因为四奶奶说我是懂情趣的小孩。虽然作为未成年人，不知道情趣究竟是什么，但我认为那绝对是某一种才华，可以支撑我做一件事情很久很久的那种。

　　我也在慢慢发现四奶奶的“情趣”，但这两个字确实很难用语言来总结，简单来说，是她好像有一种很厉害的本领，总可以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一些别人难以发现的、让你脑中灵光一闪的东西。比如爷爷奶奶连续一星期去故宫游玩，抱怨那里天天人山人海，我却在四奶奶的带领下去了一个遥远的叫做“樱桃沟”的地方。那里人迹罕至，我们还是坐着马车一路上的山。四奶奶又准备了黄油小饼干，还有切成片的绿豆糕，水壶里灌满了橘子水，这样我们就在樱桃沟的溪水旁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午后。四奶奶还带我去中山公园，坐会起飞的鼓眼睛金鱼，在空中游来游去，下来之后还能去看活生生的鼓眼睛金鱼。四奶奶好像对金鱼特别熟悉，她告诉我这些都是清朝皇家培育出的珍稀品种，什么红望天眼、黑珍珠、五花鼠头、玉印顶凤头之类的奇葩名字，四奶奶说得好像家里的宠物一样。我挨个摸着在红墙上嵌着的鱼缸，看金鱼好像被迫生活在挂画里一样，在四方形的扁框子里游来游去，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我问四奶奶为什么不把玻璃敲碎了，把它们放出来丢进公园的湖里让它们获得自由。四奶奶却摇摇头说，一放进湖里它们的红的黑的仙女衣裳还有绣球眼睛就会消失，变成普通的鲫鱼。我似懂非懂点点头。到了星期天，四奶奶还会组织所有人去颐和园，全家坐上了描龙绣凤的画舫，这时候四奶奶就掏出一只她事先准备好的烧鸡，和一袋子稻香村的点心，在船上其他游客艳羡的目光中，我在湖中心惬意地啃着鸡腿，然后用沾满鸡油的手拿着干点心，等吃完了，油也蹭干净了。四奶奶说：“这不比慈禧太后还开心？”

　　我和四奶奶的缘分就从这一个漫长的北京夏天开始，一直到我读了大学，有时候我还会独自一人跑到北京度暑假，毫不客气地就住在四奶奶家里。我爸爸都会打电话先问候四叔四婶，然后问是否麻烦到他们。四奶奶每次都淡淡回答：“不麻烦，反正她从小就住在我这里。”

　　虽是远亲，又是长辈，但我反而觉得四爷爷奶奶夫妻俩很好交流，有些觉得不方便说给父母的事情也会让他俩知道。读大学的时候交往的男友也会带给他们去看，四奶奶还慷慨地请我们吃烤鸭，但吃完之后就跟我说，恐怕你们成不了。我问为什么，四奶奶就说，你以后要搞文艺工作的，得找一个对你宽容的，像你四爷爷一样的，你看我就是搞文艺的，我最知道。说完这话，她看一眼身边的四爷爷，四爷爷对于妻子说的任何话都是宠溺地笑着，点点头。

　　四奶奶推测得没错，我之前也试图在学术领域努努力，但终于还是失败了。硕士毕业后，导师建议我报考中科院某研究所的博士，我对未来的方向有点迷茫，但“去北京”和“读博士”听上去也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填妥表格之后，我又一个人来到了北京，站在张自忠路上的某研究所门口，打量了一下两个大石狮子，鼓起勇气走进去，但未来同意带我的导师不知何故爽约了，我好容易打通了电话，他让我在办公室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有点崩溃。研究所里基本没有女性，每走过一个男同胞，不管是矮的秃的还是油腻的，都过来打趣我几句，最后等导师来了，我的脾气也上来了，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先质问他为何提前一个月约好的事会迟到两个小时，再次是觉得这里环境乌烟瘴气，大家开玩笑说话都没分寸感。噼里啪啦说完一大堆的我没有勇气看中年男导师和旁边一群男人的反应，飞快地冲出了研究所，过了一条马路，在一家名叫“东四民芳”的饭店门口给我现任的女导师打电话，哭着说：“我不要读博士了。”

　　下午的阳光很烈，好在这是北京，市民们一定都见过大世面，对于一个在大街上嚎啕大哭的小姑娘，大家都见怪不怪，直接路过我，龙8游戏唯一官方网站目不斜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尴尬。最终我灰溜溜地回到四奶奶家，说决定不再继续念书了，要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这次换四奶奶拍案叫绝，她超级支持我的决定，让我今后每出一本书，都要寄给她，而我也践行了这个约定。每逢出书，必要毕恭毕敬写上四爷爷四奶奶雅正再送过去。

　　二○○四年年底，我领了结婚证，搬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四爷爷四奶奶，告诉他们我结婚了，还给他们带去了上海的奶油点心。因为四奶奶虽觉得北京的黄瓜都比上海的好，但唯有一件事她还是完全站自己的家乡，那就是凯司令的栗子蛋糕、红宝石的奶油小方，以及哈尔滨的拿破仑。她自诩像一只猫一样，最爱吃西式糕点，鲜奶油第一，黄油次之，偶尔也会用cream cheese解馋。从这点来说，北京缺乏像样的奶油点心，那个年代还没有发达的快递，她就只能就近用稻香村解解乡愁，无奈每一种都太硬了。这让我想到那个古老的关于北京糕点的笑话，说一个人刚从稻香村买了云片糕出来，没想到一下掉马路上了，不巧那一段又正在修路，眼看着大滚筒子就把云片糕压到了柏油马路里，给碾得结结实实的。那人觉得可惜，就跪在路上用手抠，但云片糕过于坚固了，弄不碎也抠不出，结果修路的人给出了个主意，说你再去稻香村买袋儿江米条就行了，可以用江米条给它撬出来。

　　这可能是每一个吃到过于实在的北京糕点的外地人的感叹吧。我把白色方盒子往桌上一放，连打招呼都不屑站起来的四奶奶立刻眼睛亮了，“噔”地站起身来，恨不得把准备好的绿豆糕山楂酪都给扔了。我跟四奶奶说，这都是你的，随便吃。但四爷爷拦住了我，告诉我四奶奶最近查出了糖尿病，必须节制。于是过了几分钟，四奶奶真的就像她自诩的一样，成了一只猫，一只贪婪而无奈的小花猫。在四爷爷的严格监视下，她小心翼翼地刮着蛋糕上的奶油，抿嘴品尝，双眼流露出不太满足的满足，和非常渴望的渴望。

　　曾经是四奶奶带我走遍了北京城，现在轮到我不时带她去吃一些新开的餐厅。她有点遗憾我没有选择住在西边，我告诉她现在新的北漂都住东边，她表示理解，说丽都有点像上海，还听人说望京有点像韩国。然后她就又严肃起来，问我，你说有什么好像韩国的呢，那不就是没吃的吗？我大笑，说这是她以前的印象。四奶奶曾经跟随乐团到世界各地演出，每到一处，她也勇于探索。她说日本的炸猪排让她想起上海的炸猪排，乌冬面则让她想起炸酱面，西班牙的烤乳猪让她想起北京烤鸭，意大利的罗勒馅饺子则让她想起荠菜大馄饨。我说，你看你现在有两个胃，一个上海胃，一个北京胃。她答是的，人越老乡愁体现得越具体，都在吃的东西上。自己这么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内心真正向往的东西。看来北京和上海，在心里的地位真是不分伯仲。

　　我在饿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刚来北京的时候，会想念上海的鲜肉小馄饨、黄芽菜肉丝春卷、腌笃鲜、油焖茭白；天热时候的炒米苋，要拍一瓣蒜下去，但不能拍碎，再热一点，则想吃葱油蚕豆；到了秋天，必须断断续续吃一个月的大闸蟹，然后就是塔菜冬笋和酒香草头。但我会想念北京的什么食物呢？那可能就是春天的香椿摊鸡蛋、香椿煎薄饼吧；到了夏天，晚上下酒必要有一盘拍黄瓜，这是直接从四奶奶这边沿袭来的爱好；入秋可以去吃“武吃”的烤肉，一只脚踩在长条的板凳上，用长筷子直接在铁板上把肉和洋葱烤得滋滋冒香；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必要吃涮羊肉，铜锅子下面用炭烧热，薄片的羊肉和千层肚烫一下，先不急着蘸麻酱，第一口就能吃出鲜美的奶香，还得配上香酥的火烧；烤鸭是一年四季都会馋的东西，现在越做越高级了，鸭皮上配鱼子酱，下面还会垫个小吐司，但最快意的方式还是用果木烤好了鸭子，叉出来，先卸个大鸭腿，用手拿着啃，鸭皮晶透、鸭油滚烫、鸭肉多汁，吃完鸭腿才是包荷叶饼，按着自己的喜好放白糖、酱、葱丝和黄瓜条，鼓鼓囊囊的每一张饼都能满足自己在那一刻对食物的狠劲儿。

　　二○○七年我生了女儿，短暂地搬去上海了一阵子，回到北京后带着小婴儿去看四爷爷四奶奶，四爷爷看见小孩子高兴得不行，四奶奶则比他克制一点，先问我现在孩子谁带，又问孩子影响工作吗，最后还问了是不是现在在家做饭比较多。我特别明白四奶奶是怕这些世俗的琐事干扰了我成为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一生都反对女人买菜做饭，觉得这些会让女人变得绝望。是以刚到北京，我本来想打听哪里的菜市场逛起来好，后来想到四奶奶吃了一辈子食堂饭，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倒是四爷爷，闲聊间主动推荐我西城的积水潭菜市场特别好，可以买到一些南方的食材，但四奶奶听他这么说着，就挺激动地反对说：“可以去逛逛，但不要每天做饭。偶尔做饭是乐趣，这可以。天天做饭会怨。”

　　说起来很奇怪，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话：偶尔做饭是乐趣，天天做饭会怨。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和先生住在后现代城二十几平米的朝北开间里，那是我最乐于做饭的一段时间。想来也是无聊，因为来北京之前把在上海的工作辞了。其实从硕士毕业到结婚领证来北京之前，也不过短短的六个月，那是我很短暂的打卡上班的时光，每天从家坐地铁到新天地附近的写字楼，那是一本时尚杂志的编辑部，我人生头一次穿起了高跟鞋，胸前挂着门卡，中午和同事相约下楼吃饭，下班后仍不想回家，先在外面吃了晚饭，继而又会去酒吧泡着，几个女生有聊不完的天。但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让我觉得疲劳，对所谓花花世界的浅层报道也根本不能满足我的写作欲望。人在日复一日的虚假光鲜中，感觉和世界隔了一层带亮光的薄薄糖纸，伸手戳不穿，也很难透气舒爽呼吸。再加上那时候和父母的关系也临界一个尴尬期：我是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和父母“不熟”，之前大学和研究生时代都能住宿舍，每星期回家一次都不知道要和父母聊什么。现在毕业了，究竟是继续住父母家，还是租个外面的房子呢？刚毕业所挣的工资要在上海找个舒服又交通便利的地方住太吃紧了，但我绝对不愿意成年了还和父母同住。结果双方都妥协了一下，爸爸把市中心的一套小房子以比较低的价格“租”给我，就算这样租金对我来说还是贵了，于是我找了个室友同住。但这种直接从父母手里租赁房屋的关系还是太奇怪了，有时候我爸妈会直接来我家里看看我最近生活得怎样，实在让我备受困扰。当时正在交往的男友在非常对的时机求婚，有点不安地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生活。结果我一想在北京没有家人亲戚的生活，就爽快而喜悦地说：好！二○○四年的十二月，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先生租的小房子里，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婚姻生活。

　　在那种情况下，我忽然很可以理解四奶奶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和四爷爷一见钟情，两人迅速确定关系，开始在北京过二人世界的经历。远离自己的出生地，去另一个城市生活，很多时候是一种让人充满希望的逃离。四奶奶曾向我描述，结婚后住进大院，是一种给予她充分自由的理想生活方式。因为大院有小卖部、食堂、托儿所，她不需要采购，不用做饭，甚至生完孩子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他们托付给专业的保育员，这样就充分保障了她想要弹钢琴的时间。但那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福利，我来到北京之后，暂时还没找到自己的工作定位，就开始了自由写作，其他时间则用来处理家里的大部分杂务。想起来，那确实是我对烹饪最有热情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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